通海地区位于长江三角洲北岸，是一块肥沃的冲积平原。这一地区的陆地在宋代已基本形成。宋元时期，该地区设有通州，下领静海、海门两县。通海地区气候温暖，土质呈碱性，宜于植棉。优良的自然条件使这里逐步成为名闻全国的“土布之乡”。
壹
宋末，植棉和纺织技术传播到了江南，元初松江乌泥泾的黄道婆对手工纺织技术的改良，促进了棉纺织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展。元人马祖常《石田集》中有“江东木棉树，移向淮南去”的诗句，说明元代棉花种植已越过长江，传播到苏北地区。
明清时期，通海平原逐步成为了重要的棉花产区。明《嘉靖通州志》卷一《物产·货之属》有“木棉花”的记录，表明棉花已成为一种商品。清《康熙通州志》及《乾隆通州志》中记载了沿江农民“善种棉”“种业多棉花”。当时通海棉花已北销徐、淮、山东。山东客商以驴马袋装棉花北运而去，每袋重60斤，称为一“驮”。同时，通海棉花也大量南销福建、广东。通州乾隆时人汪芸巢的《州乘一览》中记载：“闽粤人秋日抵通收花衣，巨舶千百，皆装布囊。”可见南运数量之巨。而江南纺织业发达地区如松江也使用通海棉，《嘉靖松江府志》载：松江用棉花“邑贩自崇明、海门两沙来，碾去子卖于诸处”。
通海棉花不仅产量大，而且品质优良。如通海普遍种植的鸡脚棉，株秆短矮，叶缺五出如鸡脚，其纤维“绪理紧密、绵绵不断”，为各地所乐用。甘熙《白下琐言》中记载：道光年间，其叔父在南京孝陵卫设机织布，所用棉花“必得崇明、通州所产”，当地的棉花“只可作衣棉，不堪织布”。丰富的棉产为通海土布业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清·甘熙《白下琐言》卷八
明代棉布已是当时通常的衣料。年，南通市郊明顾能墓出土了一批布衫、布裙、布鞋及十数匹棉布。在《康熙通州志》及《乾隆通州志》均记载了通海农民善织布，“所为布颇粗，然紧厚耐着”。早期通海土布的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江一带，这一区域被称为“北沙”，产布称为“沙布”。
通海土布业的发展，除了棉花原料特别丰富的原因外，其地理变迁也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从元末至清初，长江主泓北移引起北岸持续坍塌，海门沿江一塌再塌，不得不五迁其县治。康熙年间，废县为乡，移民于永安镇，镇又逼江，复迁至通州治东北十五里之兴仁镇。由于土地日削、人口日密，人民生活加重了对纺织副业的依赖。《乾隆通州志》载：“海门兴仁镇值播迁转徙之余，尚能自食其力。家有机杼，户多篝火，一手所制，若布若带若巾，易粟足活三口，三手事事，则八口无虞。”土布的生产已向商品化方向发展。
清初通海地区的纺织工具和技术在《州乘一览》中也有记录：“有轧车碾去其实，名花衣。有弓弹之，名熟花衣。有细竹筒为筒，名条子。有纺车系以铤，纺而成纱。善纺者能三，三为常，两为下。浆纱，刷纱为上，浆多为下。于是上织机而为布。”从这段记录来看，制棉使用了轧车和弹弓；纺纱使用了复锭纺车，三锭纺车的使用也已常见；浆纱也用了上浆质量高的刷纱工艺。比较江南地区同时期的文献记载，可知清初通海的纺织技术已不亚于江南。产布又多称为“稀布”，松江地区也有同名的品种。
贰
在鸦片战争以前，通海地区的土布生产主要为本地人民自用。不求向外销售，故还称为“家机布”。由于棉花外销数量巨大，以土布做成的棉花袋因自身具有一定价值，往往还得到进一步的利用。清兵入关后，关内外交通畅通，山东青岛、烟台各帮商贩，往来于大连、营口及苏北徐淮之间，将通海棉花及少量土布销往东北。由于东北地区气候寒冷，棉布需求量巨大，除了做衣被以外，土布还有许多用途，如每年刷制炕面要用土布，制造豆制品用土布袋，牧民用粗布做帐篷，海船用粗布做帆。东北用布主要由松江、苏州等地提供，通海粗厚的土布在东北出现后便很受欢迎。
南通纺织博物馆收藏的百余年前通州紫花布匹料：紫花布格纹被单
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，通海土布改为从上海转运东北，交通较先前便利许多，北销因而增长。通海稀布逐渐改进为上海地区北销的“套布”规格，即每匹长2丈2尺，宽近1尺，而称“尺套布”，以求替代松江土布，占领东北市场。至年营口被辟为商埠前，通海土布已占上海北销总数的1/4。营口开埠后，上海、营口间的海上运输迅速发展，通海土布运销东北的交通条件更为改善，北销数量持续增长，进而形成了近代闻名的“关庄布”业。至年通海地区已有一些著名的北销布牌，如鼎茂、天茂、天和等，在营口建立了信誉。
由于手工纺织的效率低下，特别是手纺，三四人纺纱仅够一人织用，土布产量人有限，东北的需求不能满足。年前后，印度的机制粗纱开始销于通海地区，并逐年扩大，逐步将劳力从低效的手纺中解放出来，投入到织造中，土布生产从此突飞猛进。机纱条干均匀，不易断头，有利于土布质量的提高，织户用其作经纱，织出“洋经本纬”的“大尺布”。这种门幅宽1尺2寸、长4丈的大尺布，更受东北人的欢迎，逐渐代替了尺套布的销路。八九十年代，通海每年已有两三万件（每件40匹）大尺布北销，而年时通海地区对机纱的需求每日达20大包。这已为通州大生纱厂的建立奠定了市场基础。
通海地区20世纪20年代后普遍使用的加装滑车梭盒与拉绳装置的投梭木织机
年大生纱厂建成出纱，织布原料更为充足，有的布牌已全用机纱织造了，以大尺布为主的关庄布生产与日俱增。经营土布的布庄大量涌现，形成众多布牌，其中以世昌德、德得记、同兴宏、章源大四大关庄最为著名。土布业与机器纺纱业间产生了强大的联进效应，两者的共同繁荣使南通的地方经济迅速崛起。
20世纪初期，通海关庄布已逐步侵夺了上海地区土布的东北销路。年，通海土布已占上海北销总数的3/4，计在15万件以上。年，为协调与促进关庄布的购销，布商们在上海成立了同业组织——沙布公所，并在营口建立了办事处。南通也成立了土布公所。
在关庄布业形成发展的同时，苏北徐州、淮阴及以南里下河地区各县客商也多来通海采购土布，将形成“县庄布”业；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苏皖后，江南的土布业遭战火破坏，南京客商以采购通海土布代替了苏松扣布，除自销外还转运安徽，形成了“京庄布”业；有上海商人将关庄布中的滞牌、霉布染成灰色，南运浙、赣，形成“灰坯帮”；民国初，又有浙江商人购布运至杭州，再转销金华、衢州、严州，形成了“杭庄布”业。但近代通海土布业的主体仍是关庄布业，县、京、灰、杭各帮庄销布的总和还不及关庄布销量的一半。各路土布业的发展使通海地区成为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土布产区。
—年间是通海土布业的繁盛时期。在这27年中，平均每年向东北的销布在10万件以上，有些年份多达20万件以上。如加上京、县、杭、灰坯及本地自用之数，则数量更巨。据南通土布业同业公会及土布市场的记录，在九一八事变前，南通各种土布的年总产量在万匹以上。
叁
东北广阔而稳定的市场使通海土布业保持了长期的繁荣，同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也随之长期保留。华北、江南土布产区在20世纪初，就开始迅速推广新型的手拉织机和足踏铁木织机，这两种织机的工作效率比传统的投梭织机高4倍以上。年，南通曾有人从江阴引进了手拉织机，但只在少数大布品种中使用，当时没有很大的推广。通海地区以投梭织机为主要织布工具一直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。
皮球花纹样
20世纪初期，通海土布的生产仍以个体家庭副业生产的形式存在，商业资本通过收购、贩运即可获得厚利，因而一直没有进入生产领域。在华北、江南土布产区普遍出现了商人雇主制、手工工场等新的生产关系，而在通海地区，到年时只有5家手工工场，每家资本1万—2万元，势力很小，且被土布行业排斥在外，年前他们已全部停闭。因此通海土布业已经隐藏着危机，只不过被东北市场的繁荣所掩盖着。
东北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吞的地方，20世纪20年代，日商棉布在东北的势力已很强大，关庄布开始遭到打击和排挤。年后，关庄布的销量已跌至10万件以下，并逐年递减，至年已不足4万件。九一八事变发生及伪满洲国建立后，运销东北土布的税率由每件4元增至16元，关庄布的销售完全被阻隔，近代名噪一时的关庄布业从此消失了。
柳条布
芦扉桂花格
20世纪20年代后期关庄布急剧衰落之时，通海织户谋求出路，开始注意品种和技术的改良。首先增加了县、京、杭庄布所需的大、小布及蓝货布（指“芦扉”“蚂蚁”“柳条”等色织布及蓝印花布品种）的织造。其次是推广手拉织机。手拉织机的工作效率较高，布幅也可增至1尺8寸。织户以20支纱作经纬，先染后织，仿江南灰平布（爱国布）的格式花样，织造“中机布”。此期间出现了一批拥有多台织机的专业“机户”和4家手工工场性质的布厂。年冬，南通通华布厂首先从江阴引进了30台铁木织机，织造阔幅布，九一八以后定名“雪耻布”，与洋布竞争。铁木织机也得到推广。年，中机布产量90万匹，雪耻布达万匹，他们沿着京、杭、县各庄路线行销，南路远至南洋、两广，北至陕甘。
但局部的改良、创新无法弥补丧失东北市场给通海土布业带来的损失。关庄布消失之时，县、京、杭各庄均已受到机制布和江南“厂布”的有力竞争，年中机布、雪耻布的产量比年减少了40％。总之，九一八事变以后，通海土布业以关庄布的消失为标志，走向了衰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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